“黨性”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國共産黨的黨性是由黨的理想信念宗旨作風紀律等決定的,是中國工人階級階級性的最高而集中的體現,是衡量黨員立場、覺悟的準繩,是黨員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保證。黨性教育是指黨組織通過各種形式對黨員進行的黨的理想信念、性質宗旨、黨章黨規黨紀、優良傳統作風等教育。百年來不同曆史時期黨性教育的具體内容側重不同,但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堅定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忠誠于黨和人民,擔當作為、艱苦奮鬥、紀律嚴明、作風優良、團結奮進等始終是主要内容,貫穿于各個曆史時期的黨性教育之中。百年來黨性教育積累了豐富經驗,可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理解把握:
第一,始終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黨性教育的首要任務。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念,是共産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産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因而也是黨性教育的首要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通過創辦革命刊物、出版馬列書籍、指導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開辦黨校和訓練班、進行整風等形式,對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大批共産黨員堅守信仰信念,英勇奮鬥,視死如歸,“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敵人隻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生動诠釋了信仰信念的力量。新中國成立後,黨建立了以各級黨校為中心的幹部教育培訓體系,把理想信念教育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緊密結合,激勵廣大黨員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迹。新時代,黨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思想建設的戰略任務,保持全黨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并通過深入學習黨的創新理論,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保持對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标的清醒認知和執着追求。
百年實踐證明,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也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隻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始終不渝、百折不撓,不論風吹雨打,不怕千難萬險,堅定不移為實現既定目标而奮鬥。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産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産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黨性教育的首要任務就是将進行理想信念教育與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别是黨的創新理論結合起來,做到學而信、學而思、學而行,把學習成果轉化為不可撼動的理想信念,轉化為正确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用理想之光照亮奮鬥之路,用信仰之力開創美好未來。
第二,在黨性教育中始終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是中國共産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鬥目标的集中體現,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産黨人為之前赴後繼,接續奮鬥,經曆了無數困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迹。艱苦卓絕的奮鬥曆程,形成了共産黨人特有的革命精神,構築了中國共産黨革命精神譜系。它凝聚着共産黨人艱苦奮鬥、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格,是中國共産黨能夠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奮鬥的自信和底氣所在。
百年來,黨及時凝練在踐行初心使命的奮鬥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并把體現這些革命精神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典型事例作為各個時期黨性教育的鮮活教材,激勵全黨發揚革命精神,争取更大光榮。曆史告訴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偉大自我革命的永恒主題,也是黨性教育的永恒主題。新時代黨性教育的一項經常性工作,就是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傳統資源,引導黨員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終身課題,弘揚革命精神、傳承紅色基因,接續書寫黨的曆史華彩篇章,創造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曆史、無愧于先輩的業績。
第三,圍繞黨的主要任務和中心工作、聚焦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問題進行黨性教育。黨在各個不同曆史時期肩負的主要任務不同,黨的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也不同,要求黨性教育緊密圍繞黨的主要任務和中心工作,聚焦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問題去開展。由此,黨性教育在不同曆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具體内容。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黨性教育着力引導黨員為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黨性教育着力引導黨員為建設新中國而艱苦奮鬥、無私奉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黨性教育着力引導黨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自覺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鬥;新時代的黨性教育着力引導黨員在黨言黨,在黨為黨、憂黨、興黨、護黨,勇于自我革命,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奮鬥。可以說,黨性教育是與黨在各個曆史時期各個曆史階段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貫徹執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黨性教育就是通過多種方式,教育引導黨員增強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百年來黨性教育的開展都有其鮮明的針對性。黨的創建時期和大革命時期,主要圍繞“成為忠實的黨員”“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等方面展開,着力解決黨的幼年時期黨員的無産階級政黨意識不強的問題。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主要圍繞“加強無産階級思想領導”展開,克服農村遊擊戰争環境下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在黨内的影響。全民族抗戰時期,主要圍繞實事求是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來展開,在全黨确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樹立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克服主觀主義的問題。解放戰争時期,一是圍繞加強集中統一和紀律性來展開,着力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着的無紀律狀态或無政府狀态的問題;二是圍繞進京“趕考”、做到“兩個務必”來展開,着力解決因勝利而可能産生的消極情緒和腐化堕落危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圍繞全面執政條件下發揚優良傳統作風、保持共産黨人本色來展開,着力解決脫離群衆、蛻化變質等問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主要圍繞貫徹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展開,着力解決思想僵化、黨性黨風不純的問題。新時代黨性教育主要圍繞全面從嚴治黨展開,着力解決管黨治黨不嚴、黨的建設弱化虛化邊緣化的問題。顯然,百年來的黨性教育着力解決的是黨内存在的背離黨的初心使命、影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的問題。黨性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高了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掃清思想障礙,為推進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發展奠定堅實思想基礎。
第四,把黨組織開展教育同黨員自我教育相結合。黨性教育是中國共産黨用工人階級的優良特性、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世界觀、黨章黨規黨紀、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對黨員進行的政治引導和精神塑造。黨性教育的對象是黨員,任何一個黨員都沒有例外,都需要接受黨性教育。黨性教育的特點是雙向的、互動的,不是一部分人去教育另一部分人,而是每一位黨員在接受組織教育的同時進行自我教育。黨組織的教育和黨員自身的教育,構成了黨性教育的雙向互動關系,使黨性教育、黨性修養、黨性鍛煉有機統一起來。黨組織通過黨性教育引導黨員牢固樹立黨章意識,時刻用共産黨員的标準要求自己,讀書思考、修身養性、慎微慎獨,培養高尚道德情操,把加強道德修養作為人生必修課。融通黨的優良傳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正氣充盈的黨内政治文化,努力實現黨内政治生态風清氣正,帶動全黨黨性修養、境界覺悟的提高。
黨員在接受黨組織進行的黨性教育的同時,自覺融入黨性教育之中。百年來,黨的主要領導人關于增強黨性的系列文章,《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黨内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關于新形勢下黨内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等系列文件,不僅揭示了黨性的豐富内涵,明确了黨組織對黨員進行黨性教育的責任,也指出了黨員自身進行黨性修養的路徑和方法。總結曆史經驗,黨員自身黨性修養的路徑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在嚴肅認真科學的黨内政治生活中加強黨性修養、增強黨的意識、進行黨性鍛煉;二是在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加強自我省察,不折不扣執行黨的各項制度和紀律,及時發現和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三是在不斷學習中加強黨性修養,不斷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和“四史”中汲取智慧,紮紮實實在實踐中學習,老老實實向人民群衆學習,時時處處見賢思齊;四是以嚴格标準加強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業成就。
第五,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黨性教育的重要法寶和有力武器。嚴肅認真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清除黨内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是共産黨人堅持黨性原則、加強黨性鍛煉和修養的重要法寶,是提高黨内政治生活質量的重要保證,是中國共産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延安整風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标;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于統一全黨思想、發揚黨内民主、增強黨的凝聚力,動員全黨團結奮鬥戰勝困難發揮了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人強調恢複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對于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頭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圍繞加強作風建設、發揮表率作用進行深刻反思和剖析,帶動全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對于嚴肅黨内生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發揮了重要作用。
曆史告訴我們,正确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性教育的有效方式,對于洗滌黨員的思想和靈魂、淨化黨内政治生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過積極健康的思想鬥争,不斷洗滌每個黨員、幹部的思想和靈魂。”黨員、幹部要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要敢于擔當,敢于突破人情困境和私心雜念,襟懷坦白、大膽地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是對百年來黨性教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新時代黨内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科學指導。
中國共産黨百年黨性教育的曆程和經驗,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共産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創造新輝煌的成功奧秘,給新時代共産黨人以深刻啟示。
(作者:丁俊萍,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産黨百年黨性教育的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